教育热点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、成为一时热门的教育话题，有些教育热点往往难以很快解决，进而演变成为教育难点。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出现之后，往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如果不能形成对它们的全面、科学认识，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，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，就会酿成社会事端，给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损害，乃至影响社会的稳定。因此，我们的学者，尤其是教育研究者，要关注并主动研究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，通过研究解读，以消除人们的一些误解，进而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地理解教育，形成对教育的科学认识。
我的原初专业是教育史学，过去主要是探讨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变革及其规律，尤其是陶行知等近现代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，为当今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。近年来，由于工作关系，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，我对一些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有所涉猎，如教育公平问题、义务教育免费问题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、基础教育均衡化问题、职业教育发展问题、校车安全问题、教育立法问题等，也给全国人大及教育部门提了不少建议与意见，汇集出版了《教育的信念与追求》、《乐为教育鼓与呼》等论著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它们不只是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联系密切，而且与社会大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，也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齐心协力、共同解决的事情。
研究解读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教育研究者自身首先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立场。许多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成因复杂，积重已久，政府有关部门并非毫无察觉或认识，也不是不想解决，而是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，或还需等待解决的最佳时机，需要社会上和学术界提出良策高招，促成解决。因此，一味埋怨、指责，于事无补，于己也无益。有些喜欢标榜自己是“社会良心”的人，声称不批判社会和政府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其实这是对知识分子本质与内涵的严重误解或曲解。知识分子固然应对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应有一种建设的态度，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，把国家、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个人的名利之上，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。我近年与长江出版集团、湖北省教育厅、华中师范大学三方领导一起联络组织湖北地区与国内的教育研究者，成立民办的长江教育研究院，注重从教育实际中发现问题，重点研究教育政策。
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，一直坚信，“民众的立场，建设的态度，专业的视野”才应是每个学者，尤其是教育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准则。这里所谓“民众的立场”，是指以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，而不是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。所谓“建设的态度”，是指以合作的姿态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与措施，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、生硬的方式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和怎样做。所谓“专业的视野”，是指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，都要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，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为依据，以深思熟虑为基础，而不能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愿深入基层实际，满足于网络传闻，道听途说，不管是自己平素有没有研究，动辄以“专家”自居，对什么问题都发表评论，只批判不建言，话说得越激烈、越尖锐就越自得，哗众取宠，误导社会大众，猎取虚浮声名。
今天的中国，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，学者特别是教育研究者的责任也空前重大。对待教育难题，有两种选择：一种是渐进的改良（“费边式”战略），一种是激进的革命。激进的革命固然看起来快捷彻底，但代价太大，成本过高，而且往往留有严重的后遗症。渐进的改良，尽管推进速度缓慢，但稳中求进，代价较小，成本较低，后遗症小。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，知识分子最好是通过渐进的改良以达致社会改造之目的。我们每年3月上旬在中国政治的“盛宴”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组织推出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《教育政策建议书》和《中国教育黄皮书》，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，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，就是本着以上原则与想法来工作的。
应该看到，由于历史与现实、教育与社会的原因，许多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具有艰巨性、长期性和反复性，而且不同时期的教育热点、难点也不尽相同。教育研究者应将教育热点、难点研究解读这项工作持续开展下去，同时，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吸引、吸纳教育科学以外其他学科学者的思考，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教育问题，努力做到多学科、多视角的解读，以有裨于社会大众，有裨于教育改革与发展。
